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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个勺子》:10多年准备 20天拍摄 2年等待

黑衣、黑裤、黑墨镜,11月16日,在电影《一个勺子》首映礼开始前,陈建斌以平素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标配”形象,坐到《综艺报》记者对面,接受采访。

黑衣、黑裤、黑墨镜,11月16日,在电影《一个勺子》首映礼开始前,陈建斌以平素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标配”形象,坐到《综艺报》记者对面,接受采访。

没有坊间传闻的寡言与不合作,陈建斌有问必答、滔滔不绝,偶尔还流露笑容。期间,装在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两次,他摸出来,也不看,直接摁掉。谈话继续。

然而,自持、疏离的姿态如影随行,伴之西北人特有的一种审慎。采访全程,墨镜始终遮掩着陈建斌的眼睛,让他与记者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采访结束,陈建斌简洁地表示谢意,之后果断转身,迅速消失在贵宾通道深处。

对于带着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最佳新导演以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光环,却又“命途多舛”的《一个勺子》,用“作品即人”来形容,恐怕是恰当的。沉重的主题、极简的镜头语言,灰暗的色调,浓重口音的西北方言……共同制造了一种离间感。这种离间感与陈建斌本人的气质有着某种程度的统一。然而,陈建斌却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核是有价值的,是我喜欢的。”问他什么是“有价值的”,他的答案是“通向人性本身”。

《一个勺子》改编自河北作家胡学文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用陈建斌的话说,这是“关于一个人和内心某种东西斗争的电影。”它讲述淳朴的西北羊倌“拉条子”(陈建斌 饰)与妻子“金枝子”(蒋勤勤饰)救助了一个流落街头的“勺子”(金世佳 饰),却为自己惹来不尽麻烦的故事。“勺子”在西北方言中是“傻子”的意思,在影片的最后,丢失了“勺子”的“拉条子”,戴起“勺子”留下的遮阳帽,迷失在自我身份的认知中。

“人性悲剧”“ 黑色喜剧”“荒诞现实主义”……坊间对《一个勺子》已有多种解读,问陈建斌自己如何归类这部影片,他回答,“我没有给它归过类,我觉得好的电影就跟生活一样。生活是无法归类的,它什么都有,让你觉得五味杂陈。”这样的界定与作为导演的陈建斌互为映像——45岁的非典型性新人导演,希望作品“又文艺又赚钱”的电影作者、一个执拗于电影创作的“勺子”……同样难以归类,自成一格。

10多年准备 20天拍摄 2年等待

第一次拍电影, 同时兼任编剧、导演和主演,陈建斌带着不到百人的剧组只用了20天时间。这20天里还包括中途给演员放的1天假。“剧组每天实际工作时间是10小时左右,最长不会超过12小时。”专门负责技术的DI T部门起到很大作用,“拍完当天就检查内容是否合格,不合格就重拍。第一天拍完,第二天就能看到大致剪好的内容。”

但在陈建斌看来,如此高效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己“明确知道想要什么”。此言不虚,算起来,陈建斌已经花了10多年时间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做准备。早在1999年,陈建斌就写出剧本《菊花茶》,并出任主演。如今回看这个“第一次”,陈建斌表示,“并不喜欢,不知道怎么就写出这么一个本子”。之后编剧生涯暂告段落,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最想拍的“那个东西”。

2013年的一天,陈建斌原本要打电话敲定一部相中的小说版权。事没成。正好手边有本《人民文学》,他随手翻阅,看到《奔跑的月光》时,停了下来,“它就像一个瓶子,可以容纳我这么多年想要表达的东西。”陈建斌马上让助理跟作者胡学文联系,买下版权。

陈建斌用4个月时间,以手写输入的方式,一笔一划在电脑上把它改编成这个关于“勺子”的故事。“我经常觉得人们说一个人傻还是不傻,其实是站在某一种特定角度上而论,但当这个角度发生变化时,你会发现聪明和傻发生了位移。不止于此,在生活中好和坏的标准、是和非的标准,换个角度也都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之后就是跟朋友谈好投资,找好演员,勘好景。运用10多年在影视圈积累的口碑和人脉,这些都不成问题。万事俱备,只待开机。陈建斌并不知道,等在面前的将是怎样的一场曲折——开拍前一家投资方撤资、原定班底换血、因主演王学兵涉毒影片上映延期、重新剪辑删去9分半的戏……在距杀青将近2年后,《一个勺子》终于在今年11月20日登陆全国院线。

如今提及于此,陈建斌不以为意,反而是“本想用一种小型拍摄器材进行近距离拍摄,但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成功”,成为整个过程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困难。“其实所有的困难我都想象到了,我当过好多年的演员,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剧组,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状况,这些困难对我来说都不新鲜。”

归根结底,真正的困难还是来自“自己”。“写剧本时,这个剧本的走向在哪里?拍摄时,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得我自己决定。那我的判断是不是足够准确?能否靠得住?这些来自自身的压力才是最大的困难。”

陈建斌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能靠自己。“拍20天电影,真是高速运转,我从来都没有那样持续地、集中注意力地思考过,这个经历非常难得。”

下一部跟《勺子》相距十万八千里

与很多新人导演处女作的“技不惊人死不休”不同,《一个勺子》从影像表现形式和结构上都呈现出简单、素朴的特质,并没有在技巧上刻意追求,反倒形成自己的特点。陈建斌说,“我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拍这部电影的,我自己就是这部电影首先要满足的观众。”

开拍前,陈建斌参考了大量国外影片,国内唯一被参考的是《秋菊打官司》。“这部片子是这20多年以来农村题材中拍摄方式最好的,无出其右。”陈建斌对其拍摄手法、演员表演、导演手法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一个勺子》很多镜头采用偷拍方式,演员们身上的衣服也都是原生态,从实地购买、消毒。

陈建斌认为《一个勺子》是一部“形式即内容”的影片,“只有根据内容来寻找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才是最准确的。我镜头下的乡村当然也可以拍得非常美,但我觉得只有观众现在看到的这种镜头语言才能够最直接、最有效地传递这个故事的主旨。西北的现实就是那个样子,我既没有丑化它,也不想美化它。最重要的是人,是人在荒谬处境里的荒谬反应。”

然而,面对被商业大片滋养成长的中国观众,这样粗砺沉重的作品能否被普遍接受?陈建斌表示并不为这个问题所困扰,“观众有什么样的反馈我都能够接受,也都能够理解。这样才是正常的,每一部电影都一定有属于自己的观众,它要找到适合它的观众,观众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电影。”

这也是陈建斌一定要让《一个勺子》上院线的重要原因。“我希望它被更多人看到,可以跟观众有良性的沟通和互动。观众的感受像镜子一样,通过他们,我就知道后边再拍电影时,应该修正哪些方向。”

正是这样的企图心,让陈建斌愿意接受影片营销层面的各类商业运作。《一个勺子》的整体营销都充满浓烈的商业意味,无论是现代化的海报设计,还是充满后现代解构风的预告片。在刚刚结束的城市路演中,陈建斌积极配合,与观众亲密互动,甚至主动爆料自黑、制造话题。他还亮相与《一个勺子》同档期的《007:幽灵党》首映礼,放豪言“叫板邦德”。而《一个勺子》首映当天,更是邀请到黄建新、李少红、郑小龙、李玉、李亚鹏、蒋雯丽、杨澜、李静、鲁豫、马丽等众多明星到场助阵,制造出“众星捧勺”的新闻热点。

问陈建斌是否将自己看做一位“产品经理”,他摇头否认,“我这是第一次做导演,之前没有考虑到那么多东西,单纯就是想把这部电影拍好。但这并不妨碍我做第二部的时候会这么去运作。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必要做出改变。”看他看来,“商业运作的目的就是宣传,宣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进而让更多的人来看这部电影。对于一个导演,这就是最单纯的初衷。”

未来,陈建斌将把更多重心放到导演事业上,“第一部的经验会成为营养,帮助我做下一部更好更优秀、体量更大的电影。”“我不担心找钱的问题,在现在这样的电影市场,你只要有一个好故事,800个人都愿意给你投钱。”但前提是得有合适的、符合自己标准的剧本。“最好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背后还有我个人感兴趣的有意味的东西。”

对于下一部,陈建斌表示并不会为自己设限,“什么样的电影都愿意尝试”,商业的也不无可能。但它一定会跟《一个勺子》相距“十万八千里”,而且也一定是自己操刀剧本,因为只有这样,“它的好、它的坏我才能一人承担,不会找任何借口。”

对话陈建斌:只一部作品就给我找风格,这不客观

《综艺报》:为什么选择在西部这样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拍摄《一个勺子》?

陈建斌:我的家乡在西北,从地缘上讲,我对这里更熟悉更亲切,有深切的认同感。另外,我演了很多年的戏,一直想拍一部使用我家乡语言、也就是西北方言的戏。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龟城。龟城地处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它在明朝时是一座城市,到了今天里面住的全是牧羊人,特别符合我剧本里的身份设置。因为时代的变迁,龟城从一座曾经的城市变成了今天的乡村,有种张力在里面。再加上我喜欢那种在戈壁滩上凭空就起了一座城的感觉。更巧的是,当我决定要去这儿拍摄的时候,我的美术说他很熟龟城,之前在那拍过戏,好像命中注定一样。

《综艺报》:《一个勺子》不太好归类,说它是喜剧,又好像有悲剧主题;说它荒诞,又有现实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你自己怎么给它归类?

陈建斌:我没有给它归过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故事片。我觉得好的电影就跟生活一样。生活无法归类,你说它是悲剧,是喜剧,还是悬疑荒诞剧?所有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让人五味杂陈。

《综艺报》:你出演的话剧、电视剧作品非常多,你觉得这些表演对当导演有怎样的价值?

陈建斌:我特别感谢10多年话剧以及电视剧的表演训练。话剧演出的关键就在于长时间的磨合,演员每天都在排练,都在不断地找表演的那个“准确点”。电视剧的拍摄虽然很苦,但有特别好的帮助,因为它的量非常大,拍一部电视剧等于拍10部电影。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机会拍很多部电视剧,并且认认真真去琢磨的话,就等于你可以把所有相似的情景排练很多遍,就会找到很多表演的方法。另外,因为电视剧组有一定的灵活性,遇到某种方案无法达成时,就会改换路径。这个特别重要,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第一次拍电影的人,掌握的资源不可能那么丰富,就得想办法,只要灵活机动,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综艺报》:整部电影里,你最喜欢的段落是什么?

陈建斌:整部电影我都喜欢。因为它符合我对好电影的判断。好电影应该是拍什么比怎么拍更重要。我认为《一个勺子》的故事核是有价值的,是我个人喜欢的,它配得上我们这么多人、花那么长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不像一些非常绚丽、非常庞大,但是故事核却毫无价值的电影,它是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满意的。

《综艺报》:今年上映了很多新人新作,在口碑和票房上成绩也不错,你怎么评价他们?

陈建斌:我非常关注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现象,说明时间到了,该有新人出现了。如果总没有新导演,永远是老导演在拍,反而不对了。就应该有20岁的、30岁的、还有40岁的导演,拍出各种各样的电影。

《综艺报》:今年有许多中小成本的文艺片上映,得到广泛关注,你是否认为这意味着这类文艺片的春天来到了?

陈建斌:我有一个伟大的预感,中国电影新希望就是从这些中小成本影片开始的。我看了一部分,都非常喜欢。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电影,电影院里只有一种类型不是什么好事。爆米花再好吃,你天天吃、顿顿吃,吃一年、吃10年,也会觉得是一种苦役。不同的类型从哪里开始?当然是从中小成本制作开始。我觉得所有的好东西开端都是弱小的,但你不能因为弱小就小瞧它,可能等它长大了,就会了不起,能改变整个风貌。

《综艺报》: 下一部电影有计划了吗?是会继续坚持《一个勺子》的风格,还是会尝试比较商业化的路线?

陈建斌:我什么样的电影都愿意尝试。第二部肯定要拍,拍比这一部更好更优秀的电影,它的故事跟形式会跟《一个勺子》相距十万八千里。但《一个勺子》不过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如果只从一部就说我是什么风格,这不客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形式就是内容,用什么样的手法取决于面对什么样的内容。《一个勺子》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原则。

《综艺报》:还会是自己写剧本吗?

陈建斌:现在看来只有我自己写了。之前我也找别人帮我写过,但是不行。一是好编剧不好找,二是你跟编剧合作的过程中有一些受限制。你心里的那个东西很微妙,很难用语言形容, 最终还得自己写。我对自己说,如果你连剧本都写不出来,你就别导这戏了,这是我给自己的最低标准。而且自己写出来,未来也没什么可推托的,不能最后出来个《一个勺子》,你就去怪编剧,“我本来是要拍‘007’的”。不管它好还是坏,我一人承担,没有任何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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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枯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