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电影新闻 / 正文

金马奖的“选择”是华语电影艺术发展的风向标

2008年,周子阳回到家乡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资源经济和地产价格正“如日中天”。本想找老同学们一起做点事的周子阳,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跟上故乡的奔跑节奏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急剧改变。

2008年,周子阳回到家乡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资源经济和地产价格正“如日中天”。本想找老同学们一起做点事的周子阳,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跟上故乡的奔跑节奏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急剧改变。

在和老同学们的相处中,他找不到别的交往方式,只能帮暴富的他们在打牌时端茶递水。这样的牌局往往要进行到凌晨四、五点,他要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才能爬起床。在神魂颠倒的白昼之间,他在朋友家无意看到这样平常一幕:楼下小孩打着哈欠,老人在旁边走来走去,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而过。

“我一下子感受到了生命的短暂,那种苍凉、苍生如雀的那种感觉”,周子阳在那一刻突然留下了眼泪,哭得稀里哗啦——他决定要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拍电影”。

2013年,他写出了剧本《老混蛋》,故事的时代背景被他放在了鄂尔多斯的经济崩盘之后,讲述了一个落魄父亲被家庭冷落和嫌弃的故事。随后几年,剧本《老混蛋》变成了电影《老兽》,周子阳也终于成为了一名电影导演。

周子阳荣获第54届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

对于强调自我表达的内地电影人而言,金马奖是一个独特的机会,他们有机会将自己的电影气质和社会关怀公开表达。同样,这也是金马奖的核心竞争力,在华语电影世界的几个重要奖项中,金马奖最为坚持电影艺术的应有标准和社会价值。

90年代确立“世界”和“华语”的评奖方向以来,金马就一直表现出对三地电影的一视同仁。特别是从第50届开始,金马奖的参选影片涵盖所有华语地区或者华人的作品,进一步扩大了奖项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更大背景上,金马奖对外所标榜的“坚守标准”,既符合电影艺术的本质要求和审美标准,更符合台湾一致试图在华语文化领域所追求的“艺术标杆”——回归传统,发扬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理解现代。

金马奖对于内地影片的时代气质愈发看重。《村戏》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民公社“废弃”的交界点;《轻松+愉快》带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北国企改革后的印记;《老兽》是2010年后鄂尔多斯地区的家庭哀伤;《嘉年华》和《大世界》则是直面当下现实残酷,特别是在儿童安全事故屡发的今天,前者的价值被空前放大。

第54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涂们

中国内地的作者型导演一直有反映社会现实和逝去历史的创作传统。2017年的最大惊喜在于,金马奖里的这些内地电影直接构成了我们过去的三十年,一种有别于官方正统叙事的民间回望与自觉反思。

今晚,来自中国内地的一批电影获得第54届金马奖的表彰:文晏凭借《嘉年华》获得最佳导演、《大世界》成为最佳动画长片、《老兽》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囚》获得最佳纪录片。

这种社会关怀之情和时代纪录之感也出现在台北现场。《囚》的导演在领奖时说道,“感谢金马给我这个奖,我在大陆可能是个要被清扫的低端人口。”

“假装不知道,默契地不讲述”

《嘉年华》剧照

小范围内的文艺片影迷或许会知道郑大圣。大家给他的创作概括为:沉醉于历史题材以及电影艺术的一面,《廉吏于成龙》、《王勃之死》、《天津闲人》都是他“感于现状、假托于此”的历史题材作品。

郑大圣喜欢讲“有时间距离”的故事。他告诉《三声》(微信公号:tosansheng),“想要看到那个时期的很多情况是需要距离的,《村戏》是在35年前的一段事,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去回望一下。”

这是一段被中国绝大部分年轻人所遗忘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982年,正处于人民公社这种农村社会管理组织的解体时期,主角王奎生被村民“胁迫”成为了大义灭亲的英雄,但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来前,成为了渴望改变的村民进行分地时的最大阻碍。

这个电影改编自贾大山所著小说中的三个篇章,而激发郑大圣创作灵感的则是某个篇章中的最后几行字。“听说有这么一个村长,不小心失手打死了自己的闺女,就此以后这个小干部变得絮絮叨叨、絮絮叨叨。”

在电影中,王奎生成为了那个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来前的极端“切片”:他在“连长”荣誉的旧式假想和亲情被践踏的缝隙中日渐疯狂,成为创作者对这场深刻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组织、文化伦理的运动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借用”载体。

在全片黑白影像的色彩整体下,军装的草绿和袖章红给到观众极强的视觉刺激,甚至带来感官上的惊悚感。“我小时候的模糊记忆就是这两个颜色,在当时整个灰色的影子里面,嘴鲜艳夺目的颜色就是这俩”,生于60年代末尾的郑大圣对我们说道。

对于郑大圣而言,能够拍摄《村戏》是一件幸运的事,也因为这样的故事具有识别度,并对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具有唤醒能力。这也让他在筹拍电影时相对顺利。在与国家出版社完成剧本创作后,郑大圣找到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还没等他完全说完故事梗概,生于1955年的任仲伦当即决定进行投拍,深圳电影制片厂也在随后加入到这个项目之中。

“假装不知道,默契地不讲述,然后就真的不存在了”,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对历史记忆的“断档”是他所担忧的,“中国的常态是两代人就完成了对历史的遗忘。”

于是,郑大圣将拍摄《村戏》作为他必须要去做的一种基础工作。“最大的焦虑是年轻人们根本不在意这些历史”。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部影片在平遥国际影展和杭州青年电影节时,年轻的影迷们并没有“阅读”障碍,并被这部电影激烈的故事所吸引住。

电影《村戏》可以看作是对始自1958年的“大跃进”产物人民公社进行的再度反思,在这场运动中,农村生产力被破坏的同时,伴随集体主义的是群盲行为。如在影片的高潮段落,王奎生在成为英雄时于渐大和流畅的宣誓声中彻底疯掉。

某种意义上,对“假装不知道,默契地不讲述”的抵抗不止于郑大圣的历史题材,文晏的现实题材作品《嘉年华》同样有此种强烈想要“记录与反思”的创作冲动。这位女性导演也在今晚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这一重磅奖项。

文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反映女童性侵事件的《嘉年华》并不是对某起显示事件的改编,而是对数起案件的综合反思,她在创作过程中坚持的克制态度让这部电影拥有着超越事件本身之上更广阔的表达。

第54届金马奖最佳导演文晏

实际上,对主角小米等女性的“着墨”,让这部影片直面女性广泛存在的性别困境,而越是如此,越是有着对于这个社会本身的控诉。

电影上映期间,正值一起恶性虐童事件在全国舆论范围内的爆发,再度形成一种极为强烈的现实主义映照。影片中始终没露面的性侵者与真相还未到来的现实如出一辙,在这种层面上,《嘉年华》是对这种往往被人们”默契地不讲述“的现实问题最精准的描写。

文晏试图要在大众层面上去做出某种改变,她要用这部现实主义的《嘉年华》来“打破沉默”。目前,这部影片从首日1.6%的排片上升到了3.6%。

“我的故事时代背景是当下”

《轻松+愉快》剧照

在2013年作品《锤子镰刀都休息》中,主角刚哥所在房间中出现了一顶矿工的帽子和一把锤子,而厂矿的背景地设定在《轻松+愉快》中被再次加强了。

在《轻松+愉快》中,所有人物活动的地方都被设定在东北鹤岗一座半废弃的煤矿厂,这使得没“多余人物”的这部电影有着一股阴冷、凋敝的舞台感。

厂区是这两部电影导演耿军最为熟悉的地方。8岁时,耿军一家搬至黑龙江鹤岗,就在一座矿区附近,“我们住在郊区,往西走半小时是城里,能看见高楼大厦,往东走5分钟就是菜地。”

《锤子镰刀都休息》和《轻松+愉快》都是建立在东北重工业衰亡地之上的影像故事,环境落差、周遭生活和人情的改变带给耿军直接刺激。他告诉《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创作《轻松+愉快》时我39岁,从小时候的欣欣向荣到现在的荒废景象,这对我的触动挺大的。”

从骄傲的共和国重工业长子到国企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中最为动荡的区域,东北社会的变化可谓剧烈。从1998年开始,中央政府提出国企改制的计划,数以万计的国企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

在那个时期的东北,最为常见的一个情况便是工龄超过二十年的工人,他的过往价值被几万块钱直接“买断”。“带来的波动是当地的消费能力很明显地下降了,工人们的生活一下就完蛋了”,耿军向我们回忆道。

在产业结构极不均衡的东北地区,这样“一刀切”没有给“被下岗”的工人留有足够的缓冲期,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一度非常惨重。

彼时,很多双职工家庭出现了夫妻全部下岗的情况,这也意味着一段时间内,这个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极端情况下,有些妻子被迫去洗浴场所做皮肉生意,午夜下班之后,再被等在外面的丈夫用自行车带回家中,这种处境下的丈夫被当地人称之为“忍者神龟”。

这种群体生存的悲剧在电影《轻松+愉快》也有隐晦体现。片中护林员的妻子白天在家中一直以素颜出现,而一旦外出便是浓妆艳抹的形象,而她被熟人朋友所觊觎身体更是暗示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任务设定。

耿军在东北生活时也遇见了这种“扎心”事情。一次去邻居发小家作客时,他无意中发现了不对劲的氛围,在对朋友的积蓄询问中,他得知了发小妻子正处于类似的境遇。

《轻松+愉快》在荒诞的层面上点缀着东北地区特有的喜剧。“轻飘来一个”成为这部电影此前在北京放映时全场最佳笑料,耿军说“轻飘”这个词现在在东北已经很少有人说了,这更像是回忆和反思自己过往经历时的灵感迸发。“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这个词就出来了。”

在社会治理出现明显问题的当时东北,这样的荒诞的故事并不少见,而大多的结尾又令人唏嘘。《轻松+愉快》中推销员骗子碰见假和尚,然后一同再碰见暴力分子,推动了影片的魔幻现实主义感。这部影片在地域基础之上营造出的荒废感和“互害”的人际关系,正是那个时代荒诞感的寓言影像。

在东北经历国企改革阵痛的十年之后,远在一千公里外的鄂尔多斯迎来了昙花一现的财富“暴动”。

2000年后,依靠煤炭发家的鄂尔多斯迅速积累着城市财富。2004年,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煤价开始飙升,城市财富到了一定体量的鄂尔多斯又开始了大规模“造城运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那几年,也是鄂尔多斯经济最疯狂的时候。

“街上飘荡着财富传说”,周子阳在2008年从北京回到鄂尔多斯,“你会听说谁谁谁很一般的人,几个月后开陆虎了,再几个月又换更好的车了,大街上都是这样的传说。”

在最疯狂的时候,周子阳看见了在“以钱为核心价值观“的世界中的各种社会、家庭的极端问题。“没钱的人在当地是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的,包括我很好的朋友之间,有钱的人喝醉了之后开始骂对方,抽对方耳光。”

这样的生活景观激发了周子阳的创作欲望,他所写成的剧本故事正是他在家乡听到的一件事情:由于家庭经济纠纷,孩子将他们的父亲给绑架了,按着他的手签字画押。

“以前看见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是两代人之间,听了这个事件后,我觉得最亲密的关系也被撕裂了,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被写进了电影《老兽》中,主角老杨的遭遇体现了鄂尔多斯经济暴起暴落所造成的价值观改变:在辉煌时,他帮子女们买房找工作,没钱之后没有得到子女们的善意对待,从而被边缘化。

“我的故事时代背景是当下”,周子阳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各种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鄂尔多斯地区,对拜金主义的反思,这是我做电影的初衷。”

“金马奖的时代、人文关照”

鄂尔多斯“鬼城”

耿军愿意在家乡东北拍电影,除了这里有他想要的故事之外,还有他的“御用”演员们。从《锤子镰刀都休息》开始,徐刚、张志勇、薛宝鹤等演员就一直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他们的本职工作也都在鹤岗当地。

“家乡便利”也是周子阳选择在鄂尔多斯拍戏的一个原因。在一场公共汽车的戏份中,除了主角之外,汽车上的群言全部都是周子阳的亲戚们。

耿军的下一部作品已经确定了,主题讲述“无谓挣扎”的《东北虎》,“经济不行了之后,人在环境里面的那种无谓的挣扎,有很多挣扎是无谓的,但是也要挣扎。”这意味着,《东北虎》依然是讲述一个东北后工业时代、体现社会转型的故事。

一批有着鲜明时代性的电影集中出现,这是中国电影工业开始成熟的标志。影评人水怪说道,“金融化电影总是希望快速变现类的产品,在这一批资本退潮后,有审美的资本越加关注这批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这使得这类电影也能够拿到部分不高的投资。”

这样的电影也获得了足够的投资支持。《嘉年华》成本仅有1000万,背后有着完美影视和嘉映文化这两家大公司。《老兽》是王小帅冬春影业全力扶持的青年导演项目,而《轻松+愉快》在黑鳍影业进入后,耿军调侃说自己可以“提着钱找公司做后期了”。

另外一方面,黑鳍影业之下的“赤角”已经在积极运作华语文艺片海外电影节以及发行的适宜,赤角负责人谢萌告诉《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轻松+愉快》自今年1月份亮相圣丹斯电影节,并拿下视觉设计特别奖后,这部影片已经开启了版权预售,“这部电影已经卖到了7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掉了影片的部分成本”。

在刚结束的大陆电影赴台上映抽签中,《轻松+愉快》也幸运地抽到了席位,这就意味着不出意外的话,这部金马影片将在台湾地区放映。

在郑大圣的个人经验中,内地现实主义电影的传统一直顽强延续,这个时候感觉尤为强烈是由几股力量共同完成的。“创作者有试探、挣扎,更多的是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自觉,另外国内策展体系的健全,以及形成的观影群,让这批电影能够进入到主流视野。”

郑大圣的前几部作品有些只能在咖啡馆小规模放映,而现在,他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杭州青年电影展上发现,想要同他讨论电影的观众是以前的数倍之多。某种程度上,第五代早期作品对于家国的宏大叙事,以及第六代描述社会下个体的私人化情感表达之后,或许正是到了这批导演以时代性完成作者表达的时候了。

正如焦雄屏之于犯罪片时代性的评语,“这个要求不算高,但和电影的品质有着直接关系”,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这类表达的文艺片。

金马奖对艺术的本质要求和审美标准,让其一直成为华语文化领域的“艺术标杆”。更重要的是,它的“选择”是华语电影艺术发展的风向标,这一次是:内地电影人在尺度、规则和商业的允许范围内,开始成规模地对重要时代节点进行回顾与反思。

扫一扫关注“电影界”微信公众平台

责任编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