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电影节&活动 / 正文

第七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在恐怖袭击和新冠肺炎阴影中开幕

照理说,七十周年本应是这一全球影坛盛事的大好日子,但一系列不幸事件却接踵而至,为其蒙上了重重阴影。

柏林当地时间2月20日晚间,第七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隆重开幕。照理说,七十周年本应是这一全球影坛盛事的大好日子,但一系列不幸事件却接踵而至,为其蒙上了重重阴影。

恐怖袭击与新冠肺炎影响电影节气氛

就在电影节开幕的前一晚,德国中西部城市哈瑙发生了针对少数族裔的恐怖袭击,极右翼枪手夺走了十个无辜的生命。到了电影节开幕式,新任艺术总监之一的玛丽埃特·李森比克(Mariette Rissenbeek)甫一开场,便呼吁全场嘉宾与她一同为死在暴徒枪口下的不幸者默哀一分钟。“原本,我还想要就柏林电影节七十周年这一盛大时刻说上几句,但昨天发生在哈瑙的事,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深受打击。柏林电影节象征自由、宽容、尊重与好客。我们反对任何的暴力和种族主义。让我们向哈瑙的受害者与他们的家人致以同情、慰问。”

开幕式现场

全场肃立一分钟后,轮到了另一位新任艺术总监、意大利人卡洛·查特里安(Carlo Chatrian)发言:“我们坐在电影院里,就都是电影观众,不分什么阶级、语言和信仰。电影让我们走到一起,而这种团结,正是电影的意义所在。电影能让人发梦,越是人生艰难的时刻,拥有梦想便越重要。柏林电影节对于柏林人和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之所以如此可亲可爱,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当晚开幕式的主持人是曾参演过德国卖座片《红酒烩鸡》(Kokowaah)的著名演员萨缪尔·芬齐(Samuel Finzi)。他在开场秀中便高声呼吁政界必须要正视德国目前所遇到的“右翼问题”。芬齐强调:“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柏林电影节欢迎所有人,欢迎你们来柏林。它永远都会是一座敞开怀抱的城市。”

事实上,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在“欢迎所有人”这件事上,遇到了不小的压力。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不少业界和媒体人士忧心忡忡,甚至担心电影节会否取消。两位新任掌门人力排众议,多次强调柏林电影节不会受到疫情影响,他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所有嘉宾。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各竞赛单元,恰巧均无中国内地影片参与。计划展映的中国内地影片,仅有三部长片和一部短片:贾樟柯的《小武》修复版和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霍猛的剧情长片《过昭关》以及孙立军导演的动画短片《秋实》。而在今年特设的影人对谈环节中,也有一场贾樟柯与霍猛的对话活动。据柏林电影节方面透露,截至2月19日,并未有任何电影人取消赴会,而贾樟柯导演也出现在了开幕式的红毯上。

贾樟柯导演

相对来说受影响更重的,还是电影节附设的欧洲电影交易市场项目。这原本是每年春季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影片交易市场,尤其因为《寄生虫》扬威奥斯卡的缘故,包括中国文艺片在内的非英语作品,预计都会在今年的欧洲电影交易市场成为抢手货。但据外媒统计,目前已有包括万达、阿里巴巴、闪亮影业、优酷、华映星球、光线影业、北京新影联在内多达六十家中国电影公司取消了原定的设摊计划。此外,还有来自瑞典、澳大利亚、中国台湾、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和日本的共计十三家电影公司也已宣布取消柏林之行,让人颇感遗憾。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海报

杰瑞米·艾恩斯为昔日不当言论灭火

除恐袭和疫情之外,今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的人选,也是媒体关心的话题。

早在当初宣布由英国资深男演员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担任这一职务后,德国当地报章和不少欧美媒体就发出了强烈的不满之声。他们翻出了艾恩斯过往关于同性婚姻、堕胎和性骚扰话题的多番不当言论。比如,2013年,他在接受《赫芬顿邮报》采访时表示,允许同性婚姻的话,有可能会导致父亲与儿子为逃避继承税而结婚的情况出现;同年,他表示:某些遭遇性骚扰的女性自己也有责任;2016年,他在接受《卫报》专访时说:“教会认为堕胎是一种罪,这话没错。堕胎严重伤害女性,不管是身体伤害,还有精神上的伤害。”

在开幕式之前举行的第一场官方新闻发布会上,艾恩斯终于有机会亲自站出来灭火。他强调,自己之前的许多话都遭人曲解,如果有人因此情感受伤,他也早已经表示过歉意了。但是,为了平息争议,为了不影响柏林电影节的正事,他愿意最后再做一次澄清,希望能就此结束这个话题。

艾恩斯告诉媒体,自己如今完全支持同性婚姻,全力支持女权运动,也十分赞同女性享有堕胎权利。“我相信,这三项人权是每一个通往文明、人道的社会所必需的,我们大家都应继续为此努力奋斗。这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的人尚不享有这些权利,甚至会因此入狱、遇害。我希望,今年我们这些评审也有机会能在柏林看到一些涉及这些话题的参赛作品。”从现场媒体的热烈掌声来看,他们与艾恩斯应该算是就此达成了和解。

“纳粹”疑云重袭柏林

同样获得热烈掌声的,还有开幕式上,德国文化部长莫妮卡·格吕特斯(Monika Grütters)的发言,她因哈瑙恐袭事件谈到整个德国的政治大环境,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德国右翼势力的代表:成立仅有七年,但已在德国政坛拥有巨大力量的德国选择党。

格吕特斯表示,德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再与“这种纳粹力量”搞合作,此语一出,顿时赢得全场观众起立喝彩。熟悉德国政治现状的人,肯定会马上联想到前不久才刚结束的图林根州州长大选。原本不占优势的中间路线自民党候选人,竟靠着德国选择党的幕后支持,意外战胜了隶属左翼政党的现任州长,打破了此前德国主流政党拒与德国选择党有任何合作的一贯做法,引来舆论一片哗然。文化部长格吕特斯这一番绝不与纳粹合作的言论,相信正是因此而起。

不过,无论如何,“纳粹”这两个字,始终是德国人难以卸下的历史包袱。就连柏林电影节自身,最近也和它重新扯上了关系。稍稍了解柏林电影节的人,想必都知道除最高荣誉金熊奖之外,他们还设有一项阿尔弗莱德·鲍尔银熊奖,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当年便获得过此奖。

1911年出生的阿尔弗莱德·鲍尔(Alfred Bauer),其实就是柏林电影节的创办人。这位战后德国著名的电影史学家,自1951年第一届柏林电影节起就担任其主席一职,直至1976年退休,一路筚路蓝缕,为这个电影节的发展壮大立下了头等大功。长期以来,他一直被视作柏林电影节的精神象征,象征着它开放、包容与博爱的核心价值。1986年,鲍尔因病去世,翌年柏林电影节为了纪念他而设立了这项特别奖。

阿尔弗雷德·鲍尔银熊奖每年颁发,由主竞赛单元评审团选出当年参赛片中最具“电影艺术新视角”的作品获得此奖。历史上,除《英雄》之外,巴兹·鲁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后现代激情版》、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等作品,都曾获得过这一荣誉。

上月,就在今年柏林电影节公布参赛片名单的第二天,德国《时代周报》发文揭露:“柏林电影节之父”阿尔弗莱德·鲍尔其实就是纳粹,还在战后处心积虑掩盖了自己的黑历史!

回看历史,鲍尔在1938年27岁时博士毕业,之后入伍服役三年,1942年加入德国乌发电影公司,随后又成为德国宣传部下属的电影局的顾问,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战后,他转而成为英国电影局顾问,并且利用自己在“二战”期间供职于德国电影界的优势,出版了不少电影史学书籍,对后世了解纳粹德国电影政策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因此在行内格外受人尊重。

1950年,冷战形势基本确定。美军驻柏林信息部旗下的电影办公室负责人奥斯卡·马泰(Oscar Martay)倡议美国出资办柏林国际电影节,以强化其意识形态渗透软实力。很快,阿尔弗雷德·鲍尔被他看中,全权负责柏林电影节创办事宜。但事实上,早在当时就曾有德国文化界人士指出,鲍尔与纳粹政府关系密切,不适合担任此职,但马泰最终还是力排众议,坚持认为鲍尔只是纳粹电影局的普通顾问,本身操守并无问题。

1973年,时年三十岁的德国电影史学家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er)通过调查发现,鲍尔其实是纳粹电影局的关键人物,绝非普通顾问云云。此后,在1993年、1998年和2008年,又先后有三位电影学者揭露过鲍尔的真实身份,但基于各种原因,所有这些指控均未能引出什么波澜,很快就平息了。

如今,《时代周报》通过梳理德国国家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大量史料,再次提出这一棘手问题。他们给出的最有份量的一份材料,是当初戈培尔治下的纳粹德国宣传部对鲍尔所做的内部调查报告。在招募其来电影局服务之前,戈培尔需要了解鲍尔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因此要求鲍尔所在的南维尔兹堡的纳粹地方党部对其调查。结果,他们给出的结论就是:鲍尔是冲锋队的热心成员,对党对国都是衷心耿耿。此外,《时代周报》还调查发现,鲍尔在电影局供职三年期间,绝非普通顾问,而是其高阶成员。当时的德国导演和演员,谁有资格拍戏,谁必须要按规定去前线服役,鲍尔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但到了战后,他设法撇清了一切干系,甚至还不遗余力地营造出自己曾在暗中对抗纳粹的光辉形象。

《时代周报》的这篇报道,无疑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影坛投下了一枚震撼弹。获悉这一消息的波兰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尤其反应强烈,她的电影《糜骨之壤》(Spoor)曾在2017年拿到过阿尔弗雷德·鲍尔银熊奖,还有她的波兰前辈安杰伊·瓦伊达导演,也凭《甜蜜的冲动》(Sweet Rush)在2009年获得过这一奖项。“这可真是够讽刺的。”霍兰表示,“想想看,我和我已故的好友兼导师安杰伊·瓦伊达——二战期间他还参与过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竟然在柏林获颁了一项以鲍尔命名的奖项,那感觉真的是······但我们现在真正要问的就是:你们究竟还有多少秘密藏着掖着?”

面对负面新闻,柏林电影节的反应也来得相当之快。他们第一时间就宣布了,今年阿尔弗雷德·鲍尔银熊奖要停一停,先不发了。作为代替,今年会另设一项“柏林七十周年银熊奖”,来表彰具有特别艺术贡献的作品。同时,组委会还给以往每位鲍尔奖获得者寄去了一封信,安慰他们千万别有心理包袱:“虽然奖项以阿尔弗雷德·鲍尔来命名,但这个奖项的要义与他这个人之间,从来就没有任何关联。当初设立该奖,是要表彰你们这些电影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艺术新视角。”

随后,组委会又委托位于慕尼黑的现代历史研究所来全面调查这一事件。玛丽埃特·李森比克表示:“我们认为,应该委托一个外部的、独立的历史研究调查机构对鲍尔在纳粹权力机构内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调查。”现代历史研究所成立于1949年,是纳粹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这份鲍尔调查报告预计将要等到今年夏天才能出炉。

平心而论,柏林电影节对此的应对之道,可以打个高分:第一时间做出回应,但用的又是“今年暂停颁发此奖”的做法,而非宣布就此取消,彻底与鲍尔完成切割,毕竟,他是柏林电影节的精神象征,此事还要经过第三方的调查,才能最终定论。从这一系列操作来看,两位新总监的智商与情商双双在线。

新当家的创新与承继

今年恰逢柏林电影节七十大寿,担任其艺术总监长达十八年的迪特·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又在去年光荣退休,新任艺术总监卡洛·查特里安和营运总监玛丽埃特·李森比克的第一份功课能否做好,外界本就都在看着。

新任艺术总监卡洛·查特里安

意大利都灵出生的查特里安是影评人出身,2002年加入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由选片人做起,2013年升职为艺术总监。在他任上,洛迦诺刮起了美国独立电影风。凭着自己和美国著名影评人、纽约电影节选片主管丹尼斯·林(Dennis Lim)的私交甚笃,他为洛迦诺争取到不少资源。如今,查特里安入主柏林,带来了四位洛迦诺选片人,而丹尼斯·林也已受聘成为柏林电影节顾问。看一下今年参展片中出现的《第一头牛》(First Cow)、《从不,很少,有时,总是》、《未曾走过的路》(The Roads Not Taken)和《西伯利亚》(Siberia)等美国独立电影,今后柏林电影节的某种发展方向,似乎已经露出端倪。

新任营运总监玛丽埃特·李森比克

过去十几年里,科斯里克治下的柏林电影节向来以善打政治牌著称。在这一点上,查特里安也延续了前任的做法。今年的十八部参赛片中,就出现了《列夫·朗道》(DAU. Natasha)和《无邪》(There Is No Evil)这样的作品。前者由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执导,是他野心勃勃的DAU项目的首部作品。所谓DAU,是位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迪纳摩水上运动场(Dynamo Aquatic Stadium)的缩写。2009年,赫尔扎诺夫斯基将这里改造成了一处科研中心,内外全部仿照斯大林时代同类建筑来打造,务求细节逼真。此外,他还招募了四百名群众演员,发他们工资,让他们穿上斯大林时代的服装,吃着斯大林时代的食品,说着斯大林时代的语汇,彻彻底底地过起了斯大林时代苏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项类似于真人秀的社会学实验,被外界戏称为“斯大林版楚门的世界”,虽不乏争议,但也早已勾起了影迷强烈的好奇心。

而伊朗影片《无邪》则出自于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louf)导演之手,他在2017年凭《谎言》(A Man of Integrity)获得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大奖,但归国后就复刻了拿过金熊奖的伊朗知名导演贾法·帕纳西相同的境遇。也如同帕纳西一样,拉索罗夫的新作《无邪》在暗中悄悄拍摄完成。该片将于2月28日在柏林首映,导演本人无法来到现场。

《无邪》海报

扫一扫关注“电影界”微信公众平台

扫一扫进入移动端浏览